复旦资深教授: 中国如何错过了前四次“开眼看世界”的机会？
文｜葛兆光
来源｜不明白播客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的老师葛兆光，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古代的中国人是怎么样认识世界的？这种认识世界的观念和方法在历史上有没有改变的机会？这种观念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有什么影响？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古代，特别是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古代中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些特点。第一，古代中国人想象中，天下就是九州和它的周边。所谓九州就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大概就是现在中国的核心区域，或者说主要是汉族中国人居住的区域。
其次，什么是周边？周边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些野蛮人，包括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按照古代中国人的想法，这些五方之民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文明人就是文明人，野蛮人就是野蛮人。
第三点，这些野蛮人要服从文明人，也就是说周边的这些蛮夷要向文明的华夏进贡、臣服。这种观念经过先秦到秦汉大一统，逐渐的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基因，它一直留存在我们传统汉族中国人的心里面。
这种古代叫做“天下观”或者今天叫做“世界观”的东西，成了我们的标配。后来无论是汉唐宋元明清，无论是刘姓人当皇帝，李姓的人当皇帝，赵家的人当皇帝，或者朱家的人当皇帝，甚至是一些非汉族的，比如说忽必烈当皇帝，或者说爱新觉罗氏当皇帝，都没有改变这样想象世界的方法。
可是改变的机会有没有？其实是有的。应该说2000多年，随着传统中国的对外交流、国际处境变化、帝国疆域的移动，其实有四次改变这种天下观或者世界观的方法和机会，可以使中国走出中国，重新来打开眼界、认识世界。可是出于种种原因，很遗憾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认识世界的这种观念。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讲中国人，或者说传统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曲折和挫折。
我们先说第一个机会，第一个机会是中古时期，大概相当于公元一世纪到七世纪，中国世界视野的拓宽和佛教世界观的传入。在中国中古时期，有关世界知识最重要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汉族中国人的活动范围拓宽，比如说更早的张骞通西域，后来的班超通西域，再加上西部、北部各种非汉族，像匈奴、鲜卑、突厥、回鹃进入汉族中国的核心区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
第二是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世界知识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因为佛教来自中国之外，因此外来的佛教徒给中国带来了丰富的、蓊郁的知识。而且本土的佛教徒到印度去寻求佛教的真理，他们也打开了中国对于世界认知的视野。在这个时候由于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周边，因为在当时佛教跟中国是同样高度的文明，而在佛教徒看来，印度的文明和佛教的文明甚至比中国还要高明。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不是最高的文明，印度才是最高的文明，最伟大的人物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印度，即释迦牟尼。
这样就给汉族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文化冲击，不得不像后来说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特别是在4世纪到6世纪来到中国的佛教徒和远赴印度的中国佛教徒，他们撰写了很多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的著作，也翻译了一些像世界纪、外国传之类的书籍。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在南朝曾经有佛教徒跟儒家进行过辩论。在传统中国人的认知里，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洛阳是中国的中心，洛阳是大地的中心，它正对的是天空的中心，所以有一个想象叫做“洛下无影”，就是在洛阳这个地方立一个杆子，在太阳正当午的时候照下来，由于是中心对中心，所以照下来的这根竹竿是没有影子的。在古代中国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洛阳就是天下的中央。
可是在佛教徒看来这话是错的，他们说，在洛阳，只有夏至那一天，太阳当午的时候才“洛下无影”。可是在印度，大家都知道印度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很南方的地方，太阳正当午时照下来，竹竿没有影子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在北回归线以北的洛阳。因此这个争论带来了一个问题：谁是天下的中心？天下是不是只有你是中心？
这个争论延续了一百多年，后来大家都知道，原来洛阳不是天下的中心，就不再跟佛教徒争论，但是也轻轻的把这个事情放在一边，仍然坚持自己的观念，还是认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中国是天下最大的天下帝国，周边都是非常小的蛮夷之国，可是佛教给中国带来了新的世界观和知识，一直到宋代。
如果大家看佛教徒编的一本书《佛祖统纪》，里面有三幅非常珍贵的地图，它显示了在佛教徒的心目中世界有三个中心，一个叫东震旦，也就是中国，一个叫西域，也就是现在的新疆、中亚、内中亚一带，第三个是印度。这三幅地图并列，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念。可是很遗憾佛教没有征服中国，因为在中国政治永远高于宗教，因此佛教的知识逐渐的边缘化，中国失去了这样一个改变世界观的机会。
▲ 《佛祖统纪》中的汉西域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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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机会在宋代。大家知道汉唐都是天下帝国，雄视天下，可是宋代就不一样了。宋代的世界形势变了，宋朝和唐朝相比，疆域缩小了一大半，在北边有契丹，后来还有女真，再后来还有蒙古，东边有并不臣服于宋朝的高丽，高丽在很长时间里其实臣服于契丹，再远隔海还有日本，西边有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西南有吐蕃和大理，南边有安南，缩小了的大宋帝国逐渐成了亚洲各国里面的一国，中古时代那种汉唐两代庞大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帝国，那时候只变成了一种历史里面留下的记忆，当时的中国已经缩小了。
我记得钱钟书先生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宋朝那时候的中国已经从8尺大床变成了3尺行军床了，外面有强大的诸国并立的国际，因此宋朝就改成背海立国，重心转向南方。正是在这个时候，宋朝人才清楚地意识到内和外的关系，他们开始把内和外分开，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世界认识。
第一，当时的汉族中国人，肯定外国存在的合理性，并且被迫承认他们不是蛮夷，是和自己对等的国家。宋朝人逐渐形成了一种世界观，就是宇宙有阴也有阳，天下也有中也有外。
第二，人们改变了过去的观念，过去中国人觉得地理上九州就是天下中心。从天文意义上，天上的“二十八星宿”都是和中国的“分野”一一对应的，因此天地两方面都只有中国。可是这个时候宋朝人开始承认中国并不大，外面的世界很大，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还有很多外国和异族，就连二十八星宿所对应的分野，开始既有中国也有外国。
第三，在西面、北面强大的敌国压迫之下，人们渐渐承认中国不是最大的，渐渐改变了对“四夷”也就是所谓的蛮夷的态度。而且宋代的交流中心从西北转向东南，从陆地转向海洋，对域外的知识越来越多。宋朝出使外国的使臣，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留下了大量关于外国的纪实文献，而宋朝负责贸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员面向海洋，也留下了很多有关东海、南海甚至更遥远的地方的文献。
这个时候有关世界的看法似乎有机会改变了，可是历史非常诡异，宋代的这些新观念并没有在历史学里面生根，反而后来在历史中逐渐的消失了。它的原因很复杂，我们这里没有时间仔细讲，但是请大家注意，再后来继承宋朝疆域和族群的明朝，仍然把天下和世界的认知缩小到本国，也就是华夏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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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传统中国人世界观的第三个机会，出现在横跨欧亚建立世界帝国的蒙元时代。当时的蒙古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带来了很多有关世界的知识，这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的新视野。从13世纪到14世纪，我们把它叫做蒙元时代，那个时代因为是横跨欧亚的蒙古人当统治者，因此带来了改变世界认知的机会。当时蒙元征服整个中国以后，元朝的秘书监也就是帝国最高的中央文化机构，曾经准备修撰大帝国的一统历史和大帝国的一统的地图。一统既包括了汉族中国，也包括了蒙古征服的欧亚各个庞大的世界。
当时有一个回回学者，也是波斯人，叫扎马鲁丁。他曾经就给忽必烈，也就是元世祖上书，要求把边远地方的史料和地图都集中在大都，就是北京。而且建议皇帝下令集中阿拉伯人、波斯人、“蛮子”（也就是中国南方人）、“汉儿”（也就是中国北方人）秀才一起来修撰大帝国的一统历史和大帝国的一统地图。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世界观已经接受了很多来自像阿拉伯、波斯、中亚、蒙古这些人的世界观。
我举一个例子。世界文献里面记载的一个很重要的早期地球仪，就是元朝的扎马鲁丁这个波斯人带来的。这个地球仪实际上已经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而且告诉你三分是陆地、七分是海洋。而且地球仪上还有经纬线，叫做“小方井”，而且它在陆地上还画江河湖海，这也就是说新的世界观，新的世界认知，地球是圆的，这些新知识其实已经来了。
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大家看朝鲜人绘制、保存在日本的一幅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你就知道这幅地图用的就是蒙元时期中国人对于世界认知的地图，是跟着中国人的地图画的。而这个地图上非常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地图上有非洲，有非常准确的阿拉伯半岛，甚至还有欧洲，里面还标志着罗马、巴黎、巴格达。遗憾的是，这些新的世界知识在蒙古时代结束以后很快就消失了。在中国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仍然坚持着以汉族中国为中心，以周边的四夷为蛮夷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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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改变中国世界观的机会是晚明传教士带来的新世界地图和世界知识。大家都知道明朝中后期，也就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一些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传教士是利玛窦（1552-1610），他曾经在广东的肇庆画了一幅山海舆地图。它是根据一幅欧洲的世界地图画出来的世界地图。这幅世界地图跟今天的世界地图已经非常接近了。这幅世界地图后来在明朝中后期影响非常大，后来甚至连皇帝都叫太监们按照这个地图的模样，仿制了一幅6扇屏风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幅《坤舆万国全图》现在还保存在南京博物院，梵蒂冈和韩国也各有一幅。
▲ 传入日本并经抄绘、上色的《坤舆万国全图》
这幅地图带来的新的世界知识，对中国人冲击非常大。为什么呢？它告诉中国人几点：
第一，世界非常大，中国只是亚细亚的1/10，亚细亚只是世界的1/5。
第二，大地并不是传统中国人认为的天圆地方，也并不是你在中央。而是一个圆的，甚至有人跟自己还在地球的另一端跟自己是角对角的。而在圆的世界上没有哪些地方是中心。
第三，它告诉中国人世界上很多国家，万国并立；有多种文明，未必只有中国一个文明，而且各个文明都非常的发达，并不是只有中国是唯一的文明，而周边都是蛮夷。
大家知道欧洲人来到东方最重要的是三类人：第一类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传教士，他们带来了新知识，新信仰。第二类人是商人，他们进行商品贸易，使得东方也就是东亚的内循环转向全球的外循环，把全球连成了一片。第三种是殖民者，他们用枪炮带来了另外一种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其中传教士带来的新知识，其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改变自己世界观的契机。很可惜这种契机并没有使中国走出自己的传统，中国人仍然习惯于在传统内变，而不是把两只脚迈出传统，在传统外变。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太强大，中国的知识体系太完整，传统的中国的思想观念也源远流长，而且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因此真正的世界观的改变要到晚清，也就是由于有了坚船利炮，使得中国人不得不改变的时候，中国的世界观才出现了根本的改变，这就是过去学者说的中国的走向近代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天下到万国”。也就是说从自认为是天下中央、天下大国、周边都是蛮夷，到承认天下是万国并立，是一个互相需要依赖和联系的国际，这才是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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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说这些内容到底要表达什么呢？我们从中国认知世界这种曲折和挫折的历史里看到了什么？
第一，我们应该知道传统中国有关世界的看法是相当顽固的，它影响了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同时这种世界观就像基因，作为文化的基因，它一直影响着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方法。而且尽管有这么多次改变世界观的新知识传来，但是我们要说明的是，知识增长未必就能促使观念改变。观念的改变必须有一些不得不变的外因，所以知识史跟思想史不一定是同步的，内因还是要依赖外因的。这一点可能有些朋友会想起当年费正清讲的“冲击-回应论”。也许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理论，但是陈旧的理论不一定没有道理。
第二，传统中国世界观念的改变跟中国近代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总是显得那么被动，和它相关的那种传统的天下中心、天下帝国的观念恐怕至今也没有彻底改变。这种观念的改变还是需要外部世界的冲击。因为中国古代思想传统，刚才我们讲了，它太早就成熟了，很系统，任何改变都要整体的改变。不像有些国家，像日本那样拿来就可以，像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所以中国人为什么总是要讨论“体、用、道、器、本、末”，也就是说中国人总是需要一个整体的理解，才能有对观念、思想和知识的整体的颠覆。
第三，其实我有一点感想就是说，要想使中国人走出中国，重新理解世界，仍然需要从教育开始。关于中国如何认识世界的知识，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自我定位，到底自己是“天下”还是“万国”，是天朝还是一个国家。这种走出传统的观念的改变，如果没有教材、教科书和教育系统的介入，我们很难改变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对于世界的认知，也很难培养每一个人应该具有的世界公民的这样的意识。
我讲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于“不明白播客”，转自公众号“无食我黍”。
葛兆光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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